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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作者：陈祥健（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福建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 ，陈荣文（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 、自觉遵守者 、坚定捍卫者。”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更好服务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面依法治国 的重要思想渊源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 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 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 、任人唯贤 、天人合一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讲信修睦 、亲仁善邻等 ， 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 、社会观、道德观 的重要体现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法律是成文 的道德 ，道德 是内心 的法律 ，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 ，也一定会在社会治理观中得以体现 ，并通过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形式予以表达 ，用以规范秩序 ，成风化俗 ，引领风尚。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法治观念、法治原则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启迪 。比如 ，“法”须“道”统的“道”“法”关系论 ，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这一首要原则，明确全面依法治国 的正确方向提供了有益启迪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的民本思想 ，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法治价值取向提供了历史借鉴 ；“观俗立法”的法治经验，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明确法治道路应当建立在自己 的国情基础上提供了历史智慧；“经国序民 ，正其制度”的治国方略 ，为坚持依宪治国 、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法与时转”“治与世宜”的社会治理观 ，为健全和完善适应实践发展需要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理念启迪 ；“法立，有犯而必施”和“难于法之必行” 的治理经验，为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提供了历史依据；“得其法”与“得其人”并重，“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 的法治实施思想 ，为坚持建设德才兼备 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积蓄全面依法治国重要力量提供了思想基础；“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善禁者 ，先禁其身而后人”等正反两方面 的强调，为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贡献了治理智慧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 的治吏思想 ，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找到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提供了法律文化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思想精华，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理论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挥了不可或缺 的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在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 ，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对我们先人所留下 的丰富的法制思想 、深厚 的法律文化，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数典忘祖 ，而应该挖掘和传承其中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 ，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 、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 的法治道路 ，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高度重视、积极倡导，而且为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树立了光辉典范 。在指导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传统法律文化中 的经典名句来揭示法治建设 的历史底蕴 、民族特色和文化血脉。比如，他用“法者 ，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国无常强，无常弱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来宣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基本国策；用“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 ；立善法于一国 ，则一国治”来阐释以良法促进发展 、保障善治的重要意义 ；用“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 ，发于人间 ，合乎人心而已”来揭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人民意志、体现人民利益 的法治理念 的重要性；用“天下之事 ，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来强调法治建设 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法律 的实施，在于通过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实施 ，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 的法律” ，等等。这些精彩用典 ，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间 的渊源关系 ，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在融通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党领导人民进行法治探索成功实践、人类法治文明 的思想精华 的基础上形成的 ，成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 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 ，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更为坚实 ，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 ，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丰润和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 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法治思想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法治领域 的重要理论成果 ，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融通结合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坚定法律文化自信，赓续法律文化精神血脉 ，弘扬法律文化民族品格，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永不褪色 的时代价值 ，结合新时代伟大变革、伟大实践 、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 ，赋予其新 的时代内涵，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提供有益历史经验和法治智慧启迪 。

　　加强基础性整理工作 ，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的起源、发展、流变 、实践 ，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 的法律思想、法律理念兼收并蓄 ，理顺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一脉相承 的内在精神 ，整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的丰富表达，凝练形成中华民族法律制度 、法律思想、法律文化、法律精神 的独特标识 。

　　全面系统地对律、令 、格 、式等成文法源进行收集 、整理与分析，对判词 、契约、民俗 、家规家训、族规族训等司法守法行为规训中 的优秀法律文化因子进行挖掘、梳理与拓展，加强对法律文化典籍、文物和历史遗迹的保护和整理 ，让书写在古籍里 、蕴藏在文物中、凝结于遗迹处的优秀法律文化彰显出来 、鲜活起来 、传承下去 。

　　研究总结中华传统文化之“道统”与古代中国“礼乐政刑”之“治统”的关系 ，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礼法”之治中的重要地位。研究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古代法制 的引领机制，研究总结中国古代法制的整体架构 、核心内容、内在逻辑、实施效果，研究总结其成败与得失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的研究、阐释 、宣传上下功夫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通结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化为人们日用而不觉 的当代法律理念和先进法律意识。在继承中发展 ，在发展中继承，学古而不泥古，破法而不悖法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让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永续源头活水，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6版）

持续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  

　　作者 ：余典范（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 ，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 ，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 ，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主要指其受到外部冲击后能恢复原样甚至达到更理想状态 ，在极端情况下能够有效运转，在关键时刻能够反制封锁打压，并能够在价值链中获利 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 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尽管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产业体系较为完整 的国家 ，拥有潜在 的产业稳定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但在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上还受制于人 。当前 ，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已经上升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的高度，也 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中国愿同各国一道，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共同构筑安全稳定 、畅通高效 、开放包容 、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促进全球经济循环 、助力世界经济增长 、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作出贡献。增强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需要改变传统上只注重经济效益 的观念 ，统筹发展与安全，充分发挥产业链供应链的溢出效应，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协同发展。

　　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 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加快提高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 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未来应重视以下方面的工作：

　　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应成为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要考虑维度。基础设施包括港口 、铁路、公路和仓储等 ，涉及跨区域 的规划、建设，需要建立协同机制，将物流运输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考虑进去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致力于为产业链供应链畅通提供更为精准 的信息服务 、分析与预测 ，以进一步提高产业链供应链 的响应速度。

　　建立重点产业的关键产品目录 。通过竞争性政府采购这一符合国际规范 的方式 ，为确保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所必需 的关键产品和零部件提供支持，在研发补贴与市场应用方面为国产替代创造机会 ，促进生产本土化并补足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 。

　　强化各部门 、各区域之间的协同机制 ，推动各行业 、各地区产业链供应链 的协同。进一步深化部、省（市）合作，对一些涉及供应链 的基础性 、紧迫性 、共性问题加以针对性解决 ，如重点产业 的技术研发 、劳动力教育与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供应链短板进行持续改善 ，增强供应链 的韧性 。在重点行业共同梳理产业链供应链 的安全图谱、断链风险图谱，形成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清单 、供应链合作清单以及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清单。在资金 、人才、平台等方面强化对这些领域的稳定性支持，形成强化供应链韧性 的合力。利用现有 的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通过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产业集群，强化我国供应链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吸引力 。进一步提升跨区域运输 、人才流动、产业分工的合作水平 ，畅通供应链循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增加对国际上高水平供应链企业的吸引力 。

　　加强我国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 、区域合作机制 。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过程中 ，我国企业应加强与全球特别 是区域重要供应链经济体的合作，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可以借助已有的区域贸易协定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利用我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谈判推进的机会，强化主要贸易伙伴 的对话与合作，建立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环节跨境联合清单，推动信息共享、常态化协商等合作机制，在发生负面冲击时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同时 ，利用这些全球 、区域合作机制，我国企业应积极“走出去”，通过开展海外并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 、设立海外制造基地、进行海外跨境的产能合作等方式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全球市场布局，构建更加稳定、多元 的供应链网络 。

　　积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 的数字化转型

　　尽快完善重点产业供应链大数据平台系统，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快速响应能力的提升提供智慧化的平台支持 。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 ，借助历史数据及算法模型等，通过模拟 、预测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实现对重点产业供应链生产 、销售 的分析和优化 。可以根据产业链供应链中 的人员、原材料 、物流联动 的强度和分布 ，做好产业链供应链 的动态优化方案 ，提升供应链 的应急响应能力。

　　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核心能力 。相关部门应尽快梳理、摸排数字化领域重点技术发展清单，推出国家专项支持计划 ；鼓励数字化改造服务商做大做强，设立行业数字化改造标杆，引导龙头企业转变为数字化改造方案提供商，鼓励重点数字化企业牵头参与本领域数字化转型 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的制定，提升服务能级，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 。

　　围绕重点产业领域推动产业电商平台集群建设 。在细分重点领域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电商平台企业，围绕平台企业形成规模庞大的优质的一级 、二级供应商，并以此带动多个领域形成万亿级规模 的市场，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领域数字化供应链产业联盟 ，促进产业电商集群发展。同时 ，在产业电商平台领域规范反垄断监管 ，积极引导市场有序竞争，保障其在守正创新 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发展 ，增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数字贸易规则是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和各方博弈的焦点，也是全球供应链重构 的重要推动力量 。目前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墨加协定（USMC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在内的110多个区域贸易协定都设有数字贸易章节 ，同时签署独立 的数字贸易协定如《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成为新 的趋势。为此，我们应顺应数字贸易中区域及双边协定作为规则制定 的主要方式 ，以高度依赖技术创新和数据跨境流动 的数字服务为发展重点 ，分步骤制定如智能网联汽车、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的数据分级分类标准和重要数据目录 。用足用好进博会 、服贸会等贸易展会平台 ，强化数字贸易核心议题 的交流协商 ，与国际组织、数字贸易主要经济体、数字贸易领军企业等持续就面临的年度关键议题及长期发展问题进行交流 、协商，建立共同推进机制 。探索建设与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相衔接、具有中国特色 的数字贸易发展体系 ，打造若干具有国内示范作用和全球辐射效应的数字贸易示范区 。因地制宜在不同区域构建数字贸易“朋友圈”，加快数字贸易 的纵深发展，强化数字贸易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06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