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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 ,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 ,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 ,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 ,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 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 ,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 ,这是中国必须攻克 的大课题 。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 的地区 ,而亚洲国家中 ,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 ,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 、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 。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 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

  与人口数量相比 ,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 :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 。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 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 :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 ,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 。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 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 :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 ,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 、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 ,日本和韩国 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

    资料图 :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杜鹏 :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 ,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 ,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 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

  贝斯图 :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 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 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 ,这种人力资本 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 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 ,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 ,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 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 ,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 的?

  杜鹏 :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 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 :从产假 、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 ,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 ,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 的经验观察 ,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 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 ,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 、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 是新冠疫情带来 的 ,居家办公 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 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 。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 ,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 。除此之外 ,产假和陪产假 ,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 :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 ,但 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 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 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 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 ,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 ,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 是一个生育问题 ,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 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 、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 ,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 ,但要想达到目标 ,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 ,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 的担子 。

资料图 :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 :CNSphoto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 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 。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 :CNSphoto

  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 :老年人群并非社会 的负担,而 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 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 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 ,这就意味着,增加 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 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 ,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 的老人数量在增加 ,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 ,我们要做 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 :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 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 的机会。

  杜鹏 :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 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 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 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 。他们所掌握的技能 、面临的机遇 ,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 ,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 ,而不 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 ,一群爱好冰球运动 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 。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 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

  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

  杜鹏 :当前,“延迟退休” 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 ,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 的共识 ?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 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 ,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 ,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 是固定 的。所以 ,你可以选择退休 ,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 。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 ,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 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 ,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 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 ,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 ,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 。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 ,如果延迟领取,获得 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 ,这个阶段 ,我们会结婚生子 。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 ,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 ,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 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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