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刘宏 ：“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 ，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 ：“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 ，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专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
中新社记者 吴侃
作为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国家，新加坡对于思考华人新移民社会认同和跨国主义间不断变化 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 。近年来中新两国合作不断深化 ，在带来巨大经济机遇 的同时 ，也使当地社会对华人新移民更关注 ，推动并强化独特 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成为新加坡族群政策 的重中之重。
在新加坡“多元一体” 的族群政策下，近十年来华人新移民 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进程如何交织互动 ？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 的构建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
中新社记者 ：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有怎样 的背景 、内容和特点 ？新加坡的“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何不同？
刘宏：我认为新加坡的族群政策体现了“多元一体” 的特征和追求。“多元一体”这个概念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来的 ，他从三个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的特点 ：56个民族 是基层 ，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在从分散 的多元向一体转变过程中扮演了核心凝聚作用 ；不同层次的认同并行不悖 ，各自发展自身特点 ，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新加坡街头 的春节灯光秀。Ore Huiying摄新加坡的“多元一体”跟中国有些类似，但也存在显著差别。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 的多元种族国家 。华人占总人口的75%左右，但华人及其语言文化并未作为从多元到一体 的凝聚者 ，新加坡在保留多元种族语言的基础上，采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并以多元文化为核心来凝聚整个国家。易言之 ，新加坡的“多元一体”，“多元” 是种族 、语言 、文化、宗教上的多元 ，“一体” 是指一体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不仅是多元族裔社群融合 的基础 ，也构成国家对新移民社群的总体政策框架 。
新加坡政府 的移民政策有两个逻辑 ，一 是经济和人口逻辑 ，新移民可以补充对新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 ，也能协助应对持续 的低生育率带来 的挑战。二是政治和身份认同驱动 的逻辑 ，它要求新加坡确保新移民紧密地融入本国具有多元种族特征 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
以上述两种逻辑为考量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新移民 的政策 ，全力推动包括华人在内 的新移民融入多元种族社会中，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 ，同时也鼓励他们与中国及其他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跨国商业网络 。
新加坡唐人街。Newscom/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华人新移民在建立独特 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 ，同时面临“本土化”与“跨国性”两个进程 ，这两个进程如何交织互动 ？
刘宏 ：新移民移居海外后 ，同时面临着两个社会进程 ，即“本土化”与“跨国性” 。本土通常指海外移民的移居地 ，本土化指华人移民因适应海外移居国社会而产生 的一系列调适与变迁 。跨国性是移民形成并维持其连接移居国与祖(籍)国的多重社会关系 的机制和过程 。
在新加坡，华人新移民 的本土化与跨国性 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并非“零和游戏” ，而是相互促进、彼此推动的。华人移民在努力融入移居国 的同时 ，也在家庭、生活、事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本土化与跨国性 的深度和重要性并非完全相同 ，华人新移民还 是以融入新加坡社会为主要导向和目标 。
我们所说的“双重嵌入”是将社会学 的“嵌入”这一概念置于移居国和祖(籍)国双重视野之下，探讨新移民的本土化和跨国性这两大进程如何彼此交织与互动 。以新加坡华人群体中的新移民企业家为例 ，推动新移民企业家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双重嵌入 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 。
一 是新中两国相对开放和不断改善 的移民政策 。作为移民国家 ，新加坡一直在接受移民 ，随着新加坡移民人口不断增长，新加坡政府也加快推动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步伐 。二 是新中两国相邻 的地理因素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环境。新加坡政府奉行开放型经济政策，注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对于华人新移民以及与中国在经济上联系互动持积极态度。近年来中国政府 的招才引智和引资工作也不断完善 ，针对海外华人投资创业有一些扶持政策，鼓励他们参与中国 的经济发展。三是新移民企业家与老一代华商相比 ，有更强的双重嵌入的意愿和能力 。
新加坡民众来到寺庙向观音菩萨祈福。NurPhoto/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 ：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帮助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社会和搭建与祖(籍)国联系方面分别起到怎样 的作用？
刘宏 ：海外华人聚集区会自发形成华人自我管理 的社会形式，组成华侨华人联合会、华商会 、同乡会等社团。传统 的华人社团大多是基于地域和亲缘成立 的，而新移民社团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区域，社会背景更多元化，也更具包容性 ，华人社团在帮助新移民融入住在国和联系祖(籍)国两方面都起到作用 。
新加坡最大的华人新移民团体华源会成立于2001年，其使命包括协助会员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助推新加坡与中国 的商业贸易合作等 。我对华源会成立以来至2019年期间举办 的263项活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 ，与融入当地有关和与祖(籍)国有关的活动数量呈现增长趋势 ，但以前者更为显著 。成立于2000年 的新加坡天府会也有类似 的发展轨迹 。虽然天府 是四川的别称 ，但其会员来自中国各地 ，天府会各类活动也注重将帮助会员融入住在国和加强会员与祖(籍)国的联系相结合 。
作为全球化浪潮与跨界商业网络日益发展的一个方面 ，新移民社团也推动了制度化网络的建构。自1990年新中建交以来 ，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 ，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移民社团能更有效地推动两国间交往 ，在跨国商业网络建构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 ，使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可以充分发挥了解两种制度 、两种文化的优势，进而成为中国企业在地化的合作伙伴 ，同时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带到中国。
华人在新加坡跳广场舞。朱迪锋 摄中新社记者 ：如何理解华人 的“社会认同”？近十年来新加坡华人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 的构建 ？
刘宏：谈到社会认同 ，其经典 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 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 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人社群面临 的关键问题就是身份认同问题，即如何在全球化时代 、在这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塑造 、培育和强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凝聚力。
近十年来 ，在新加坡政治经济新常态 的大背景下，华人新移民 的社会认同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延续此前的多元性特征同时，其重心日益向本土认同转移 。与此同时，祖籍地联系以及全球商业网络依旧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新加坡中学生参观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基地——新加坡晚晴园 ，了解辛亥革命历史 。苏丹 摄这种变化其实 是很自然 的现象，大部分的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出生 ，与祖(籍)国和家乡的地缘联络有所减弱，但文化上 的牵绊依然重要 。例如 ，新加坡移民局2022年5月底取消了新生儿出生证上 的父母籍贯标识 ，在接到很多民众特别 是华人民众和社团 的反馈后 ，移民局决定9月1日起把籍贯这一包含深厚历史文化意义 的标识重新加上。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对华人的影响是深刻且长久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经过两百年的发展 ，其文化融入了住在国和东南亚 的因素，呈现出本土化特点 ，形成了有特色的华人文化，表现在语言、文化、习惯 、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 。比如华人依然保持着过中国传统节日 的习惯，但节俗中已融入了住在国文化特征(如捞鱼生 的传统) ；语言方面，新加坡华人日常使用华文时也会加入一些英文或马来语词汇等 ，逐渐形成植根于多元种族社会中 的充满活力 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同时 ，政府也认同华人文化 是新加坡社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过不同方式注重保留 、传承和推广中华文化。(完)
受访者简介 ：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陈六使讲席教授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亚洲治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 、国际移民和全球人才管理等。他已出版20多部专著和100多篇学术论文。中文近著包括《跨界治理的理念与亚洲实践》(2020)、《国际化人才战略与高等教育管理》(2020)、《亲爱 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2022)、《移动 的边界——跨国文化 、教育与认同的政治》(2022) 。
田立坤代表：护航数字经济发展 推进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 【奋进向未来——知识分子代表委员筑梦新篇】 近年来 ，伴随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类似电商平台“二选一”“网络虚假刷量” 、屏蔽浏览器广告 、“大数据杀熟”、网络售假等侵害消费者权益和知识产权 的行为时有发生 ，数字经济领域的偷税漏税 、软色情营销等问题也愈发凸显。“推进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的立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提议相关部门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为数字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凯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田立坤说 。
田立坤介绍，我国数字经济相关 的法律规范日益完善 ，涉及行政法、民法、知识产权法等多个领域 ，涵盖网络安全 、知识产权、市场竞争 、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多方面议题。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 ，为《数字经济促进法》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此外 ，浙江、广东 、江苏、河南、河北等地已先后出台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治理数字化、数字技术创新、保障和监督等形成法律条文 ，为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提供了良好 的立法基础。 田立坤建议 ，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治理数字化、数字技术创新、保障和监督等为核心 ，整合各领域 、各地域、各层级 的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完善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职责 ，为数字经济提供统一、周全的保障和支持，建立综合治理体系 、提升综合治理能力 ，加快《数字经济促进法》立法。 其中 ，要以信息技术为支撑 、以信息网络为基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感知、传输 、存储 、计算及融合应用等基础性信息服务的公共设施体系 ，主要包括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和信息安全基础设施 。 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 ，要高度重视政务数据开放共享，深化政务数据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有序共享 ，建立健全公共数据资源体系 ；支持社会化数据服务机构发展 ，鼓励市场力量挖掘商业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价值产品化 、服务化，大力发展专业化、个性化数据服务；支持数据资源开发市场化发展，创新数据交易模式 ，拓宽数据交易渠道，促进数据高效流通 。 做好数字产业化 。重点推动集成电路 、高端软件、数字安防 、网络通信 、智能计算 、新型显示 、新型元器件及材料 、网络安全等产业发展 ，促进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各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区块链、量子信息 、柔性电子 、虚拟现实等产业发展。 做好产业数字化 。推动大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重点支持农业 、制造业 、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并重点支持智慧农业和水利、工业、商务贸易、智慧物流 、金融 、能源等行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提升工程 ，探索平台企业与产业园区联合运营模式。 加强治理数字化 。推动数字技术与政府履职全面深度融合，加快实现“一网通办”。推动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 ，深化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推动城市数据整合共享和业务协同，因地制宜构建数字孪生城市 ，鼓励加快城市智能设施向乡村延伸覆盖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政葳 梁爽） |
